我来回答这个问题：
一、为什么孙策会传位给孙权？受《三国演义》影响，我们固有的认识是孙策传位给孙权是被迫无奈的选择，而且传位给孙权时，孙权也仅仅是黄口小儿。而且要知道孙策弥留的时候，还有儿子叫孙绍。
这时虽有江东六郡之地，但深险之处，多为山越所占，末尽从命。部下也各怀彼此，去就未定，这正如《三国志·孙权传》所说:
“是时惟有会稽、吴郡、丹阳、像章、庐陵，然深险之地，犹未尽从；而天下英豪，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，以安危去就为意，未有君臣之固。张昭、周瑜等，谓权可与共成业，故委心而服事焉”。
孙权初立时，形势确实不稳。如孙策所表用的庐江太守李术，就不服从，并且招纳孙权的亡叛，权写信索还，李术却回信说:“有德见归，无德见叛，不应复还。”孙仪得书大怒，攻灭了李术。其他抱观望态度者，颇不乏人。幸而张昭、周瑜，竭力辅助。张昭是彭城人，也是汉名士之一，避乱江南，任孙策的长史，文武之事，策多委托他办理。孙策既亡，他倾心扶助孙权，北来名人流寓，因而也逐渐定心下来，如诸葛瑾、鲁肃等，皆米归权。周瑜既败黄祖后，留守巴邱（湖南岳阳），闻策已死，即率兵赴丧孙权留瑜，以中护军与张昭共掌事权。张昭是名士之首，周瑜有实力之雄，两人为辅，影响很大，稳定而且发展了孙吴鼎立于江表的局势，故《三国志·张昭传》注引《吴书》说:“是时天下分裂，擅命者众，孙策莅事日浅，恩泽未沿，一旦倾陨，士民狼狈，颇有同异。及昭辅权，绥抚百姓，诸侯宾旅，寄寓之士得用自安。”
此外，追随孙坚，孙策的旧将如程普、朱治、董袭等人，共同维护孙氏的政权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，如董袭就在孙权刚统事时说“江东地势，有山川之固。而讨逆明府，恩德在民；讨虏承基，大小用命。张昭乘众事，袭等为爪牙，此地利、人和之时也，万无所”。在孙策刚死，孙权年少继立，大家正担忧时，能这样支持孙氏，作用自然不小。孙吴得以割据江东，确也因为具有了当时的地利、人和两个条件。
固然不可否认周瑜和张昭对孙吴政权在江东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但是没有孙权的知人善任，和虚心纳谏，周、张二人绝对不会有如此重要作用。
三、孙权所展现的军事才能孙权继立后面临的问题，就是镇压山越和西攻黄祖。镇压山越，不仅是一般的稳定内部，而且是从山越调取人力财力，剥削山越人民以加强孙吴政权的国力。西收黄祖则系收取荆州，以争取长江上游形胜之地，更好地屏障江东割据之局，替父亲孙坚报仇，只是其次或借口而已。
1、关于镇压山越方面:
山越即秦汉以来百越之后由于汉族统治者的压迫，他们退居于山林地带。当时建安（福建建瓯）一带的山越，当即闽越的后裔；会稽一带的山越，当即瓯越的后裔豫章一带的山越，当即豫章越族的后裔。汉武帝曾迁闽越于江淮一带，故孙吴时，丹阳也有山越。这些山越很多已经汉化，或者正在汉化中，也有若干汉人居于山地，被称为山民。
因此，在赤壁战后到刘备病死时，孙权一面北拒魏，一面力争日取回荆州，并进而以夺取荆州为重点。当赤壁战后，刘备西入巴蜀,吴将鲁肃屯防口(湖北嘉鱼西南）。等到刘备既得巴蜀汉中,孙权即命鲁肃、吕蒙收取长沙、零陵、挂阳三郡。及关羽北攻曹仁于襄樊,时鲁肃已死,吕蒙代肃。孙权和吕蒙商量:趁此袭取荆州,抑或北取徐州?吕蒙认为:“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,虽以七、八万人守之,犹当怀忧。不如取羽,全据长江,形势益张。权尤以此言为当”。
故孙权即派吕蒙,率军西取荆州。并与魏连和,受曹丕封为吴王。魏黄初三年、蜀章武二年(公元222年),孙权建年号,为黄武元年,其大将陆逊又大败刘备于夷陵。至此,孙权全有三峡以东长江流域的地方,形势已固。蜀汉大败于夷陵之后,元气损耗很大,刘备也病死,故吴蜀联盟得以恢复,共拒曹魏。
吴黄龙元年、魏太和三年(公元229年),孙权称帝,以建业为都城,改元黄龙。就在这一年,孙吴与蜀汉订立盟约,中分天下,豫、青、徐、幽属吴,兖、冀、并、凉属蜀,司州则以函谷关为界对分之。《三国志·孙权传》并载盟约内容,略引如下：
“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,戮力一心,同讨魏贼,救危恤患,分灾共庆,好恶齐之,无或携贰。若有害汉,则吴伐之;若有害吴,则汉伐之。各守分土无相侵犯,传之后叶,克终若始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