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一块钱人民币的“强大购买力”，中国乒乓球传奇名将李振恃，就有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1962年，这位未来的世乒赛冠军只有十三岁，全家人在上海就靠母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。为了能买一副新球拍，他和哥哥想方设法攒下了一元钱。母亲吃惊地问“哪来的钱”，小李振恃一句话就叫母亲流泪了：“我们俩（李振恃与哥哥）一个星期没吃菜，把菜钱省下来了。”
一元钱，就是当时两个正长身体饭量奇大的“半大小子”，一个星期的菜钱。
同样说一块钱的购买力，还得看看当时的工资。以《中国统计年鉴》的记载，1960年时，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们，平均年工资只有528元，每月也就44元。这，都还算是当时的“高收入”家庭。浙江省档案馆的统计，1960年代临平石料厂的职工工资，也就是29元，闲林钢铁厂的工人，月工资大多在15至30元。农村的收入更低，1959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才69元，之后几年增长到90元左右。这个收入水平，即使对比看上去很“便宜”的物价，也真是不富裕。特别是在当时的农村，一块钱，更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。
而且，即使是在六十年代，也并非所有的物品都“便宜”。比如鸡蛋，1961年郑州的鸡蛋价格，就是一块一毛八一斤。比比今天确实“便宜”，但放在当时，李振恃哥俩一个星期的菜钱，还买不来一斤鸡蛋。那时鸡蛋的金贵程度，也正如作家梁晓声在其反映六十年代东北城市生活的名作《年轮》里，城里赶车老头的叹息：“我都忘了鸡蛋是圆的还是方的了”。
那个时代，就算条件比较好的家庭，能吃上一个鸡蛋，都算是绝对幸福的时刻。
比如1962年，李振恃刚走上乒乓球道路时，除了“省一个星期菜钱”买球拍外，母亲还把家里的大衣卖了，给李振恃哥俩各买了一双球鞋，外加一块海绵和一个球网，总共花了十块钱。这就是“妈妈给李振恃打球的全部支出”。也正因如此，那一双球鞋李振恃穿了三年，补了七块补丁，哪怕后来因为长身体穿不下去，“还舍不得扔”。还有一些今天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，放在当时，都是“天价奢侈品”：比如糖果，在1960年代的天津，一级白砂糖要八毛八一斤，红杏软糖两块七一斤。要知道，当时北京条件较好的工薪家庭换煤气，一罐煤气价格也不过两块七，相当于一斤红杏软糖的零售价。同时期的上海人结婚，男方如果能用两三斤糖做聘礼，也是非常有面儿。
还有塑料制品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人们常把“塑料”叫做“化学”，以体现其高大上地，价格当然也高。1963年时，一只“化学肥皂盒”（塑料肥皂盒）要卖七毛五，相当于一斤羊肉。一双“化学凉鞋”（塑料凉鞋）零售价两块五，一只“化学梳子”也要卖三毛三。对于那时的普通城乡家庭来说，这类“便宜货”，轻易不敢买。
更重要的是，就算在六十年代，手里有大把的钞票，可如果手里“只有钞票”，那恐怕也是什么都买不成。因为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，就是凭票供应。
而在各种票证里，那时最让中国家庭牵肠挂肚的，当属“粮票”。作家马其德的小说《命独如我》里就有描述：20世纪60年代的河南农村，男主人公的大哥带着五块钱走进县食堂，豪气要“给俺端两碗汤，拿四个馍”。接着就被食堂经理一声怼：“馍要粮票，汤不要粮票，有粮票吗？”没粮票？怀里的钱再多，也只能喝口汤。放在当时的北京，六十年代初吃一碗大米饭，就要四两粮票加八分钱。一个烧饼也要二两粮票加四分钱。至于买价格不菲的点心饼干？没粮票钱再多也买不了。看着“便宜”的东西，没粮票真吃不到。
